27岁的黄世华活出了自己的“中国梦”。
他在深圳一家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公司担任工程师。这座位于中国东南部、幅员辽阔的大都市,被中国宣传为高科技未来的启航之地。这个未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本土创新所驱动。
无人机在天空中穿梭,为你送来晚餐;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播放令人放松的音乐;机器人不仅会递上卡布奇诺,还会为你讲解咖啡豆的产地。
“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奇迹,”黄说。当时他身边的人形机器人正忙着冲泡咖啡和下棋。“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充满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都聚集到了这里。”
如今,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
中国人称深圳为“梦想之城”。这个称号名副其实: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深圳毗邻香港,也是数十年前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起飞的地方。
它的制造业产品谱系映照着中国的崛起历程:先是玩具娃娃,之后是电视机,接着是iPhone、电动汽车、无人机,而如今则是机器人。正是这些机器人吸引了黄世华和新一代心怀抱负的中国年轻人。
这些年轻工程师追逐的“奇迹”,正是习近平宏大中国愿景的核心内容。那么,还有哪里比深圳更适合作为展示舞台呢?本周,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等人将抵达这里,出席一场全球经济峰会,而深圳也将成为焦点。
然而,这座光鲜亮丽的海滨城市还有另一面,而这正是他们无法看到的一面。当你离开高耸的摩天大楼,驶向沙井和松岗这些曾供应全球大量电子产品的地区时,你将会看到习近平治下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很艰难,”一名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很多工厂已经搬走了,工人也失去了工作。”
中国仍然极其擅长制造产品,而深圳正是这一点的明证。但这座城市同时也保留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面临困境的迹象。房地产危机尚未结束,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这里是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即使在深圳,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也告诉我们,他的房子如今的价值只剩下最初价格的三分之一。
疲弱的房地产市场和低迷的消费支出意味着许多家庭正在减少购买。工厂愈来愈依赖出口,而许多制造商则削减产量、缩减规模、推动自动化,或搬迁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结果是,越来越多工人转向零工经济中的临时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薪酬较低、福利较少。
“深圳不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名40多岁、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卖员说。
“有人说深圳遍地是黄金,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这不是一座你来了就能出人头地的城市。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将一无所有。”
BBC在深圳停留了数天,探索中国发展进程中截然不同的两面:一面是人工智能所承诺的耀眼前景;另一面则是工人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在这个由人工智能创造的未来中找到位置。
星期三是跨维智能办公室里的三明治和珍珠奶茶日。
电梯里挤满了年轻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他们前往指定楼层领取免费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好为下午的工作补充能量。在前往餐点区的路上,他们穿过自己的创造成果之间:一台台真人大小的黄色机器人,其四肢占据了每一个可用角落。
“我相信在十年内,机器人将能透过承担高度重复性甚至危险性的工作,更好地服务人类,”黄世华说。这些工作可以是端咖啡,也可以是在矿场作业。而在这座未来实验室里,机器人正接受各种训练。当它们学习如何行动时,机械身躯会挥舞、抽动或踉跄启动。
对他而言,“深圳是另一个‘美国’。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年轻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获得他们渴望的财富。”
这正是习近平希望听到的声音。他正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先进科技领域的领导者。深圳长久以来确实是一个寻找机会的地方,但黄世华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做得更多。
他们不只是想延续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
他们想要改变它。
除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之外,黄世华认为,AI还能帮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一个地球村。人工智能有潜力促进平等,而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等前景,对我而言,是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他热情地微笑着,解释自己如何希望机器人能够透过重塑生产线,帮助非洲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迎头赶上。
这种由科技驱动的乐观情绪瀰漫在整栋大楼里,但与深圳其他地方的不确定感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地方,机器人还无处可见。至少目前如此。但这只是两者之间差异的第一层。
在黄世华所处的那一面深圳,科技和金融从业者晨运后悠闲步行上班,手中啜饮着一杯价格可能超过30元人民币(4.50美元;3.40英镑)的咖啡。
而在城市的另一面,电单车在街巷飞驰,街道两旁堆满了在工厂之间转运的货物,沿街小贩贩售着不到3元人民币就能买到的一整份辣味面食早餐。
在这座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外,50岁的卢女士一边把手机贴在耳边,一边右手拿着笔,左手从一名外卖员手中接过一个袋子。
她朝同事喊出四个关键数字,作为给另一名中国女子的指示。后者正等着搭乘电梯,把外卖送到楼上某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手中。
这是赛格广场(SEG Plaza)外的午餐高峰时段。这栋70层高的大楼容纳了数以千计的租户。卢女士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我以前在二楼经营一家小生意,卖电路板,”她说。“但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租金也涨高了。”
深圳常被比作中国的矽谷。随着新资本不断涌入,租金一路攀升,挤压了较小型、较传统企业的生存空间。50岁的卢女士一直找不到其他工作,直到外卖员向她提出一个点子。
等待电梯往往要花上半小时,对于希望尽可能完成更多订单的外卖员而言,这意味着白白损失收入。于是,卢女士成为这个不断演变的零工经济中新出现的一环。
“外卖员把餐点送到大楼门口,我们接手再送上楼。外卖员每单付给我们2元人民币,”她解释道,脚步始终没有停下。外卖员每单可赚4至8元人民币,因此卢女士能分得他们收入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午餐高峰期只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他们使用我们的服务,就能完成更多订单,而我们也能赚点钱。但市场不好。现在我一天大概只能赚200元人民币。”
据估计,约有2亿名中国劳工,如今依靠某种形式的零工工作维生,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40%。深圳许多外卖员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选择临时工作,是因为工厂提供的机会已不如从前。
“我们必须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名外卖员告诉我们,“而不是等着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需求。”当时,一群外卖员正在一家电子烟工厂门外等候接工业配送订单。
其他人也点头表示认同。另一名外卖员说,他几乎没有选择:“我有两个孩子要养,不能停止工作。我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固定工作通常要求缴纳社会保障和退休金,这会减少实际到手的收入。但零工工作意味着更多现金收入,以及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大多数工人更喜欢有固定期限、但时间较短的工作。这让他们可以随时辞职离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并不想成为正式员工,”职业中介李晓和表示。
近来,他愈来愈多地在路边竖起广告牌,招募工厂临时工,从事小型电子产品组装工作,时薪约22元人民币。
不过,中介行业本身似乎也正面临市场萎缩,一些曾经的店面已经关闭,这也是传统制造业下行的另一个迹象。
“我们的生意或许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李晓和坦言。“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圳正在经历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转型令人难以忽视。
在这座城市海滨一处专门打造的“人才公园”里,无人机在绿意盎然的园区上空嗡嗡飞行,俯冲、穿梭,将餐点送往专设平台。游客高举手机,捕捉它们带着午餐降落的画面。
“这太神奇了。这项技术真的很棒。我真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服务,”一名加拿大游客兴奋地说。我们点的咖啡,配送费为5元人民币,仅用了15分钟多一点就送达。无人机平稳降落,我便能取走自己的订单。
“我听说很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渔村,”来自越南的安乐(Anle)说。“哈,已经不是什么渔村了。”他笑着说,同时为自己和妻子下单,让无人机送来奶茶。
尽管眼前展示了种种巧思与创新,但这更像是在展示技术能做到什么,而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实。这类配送服务目前仅能在特定地点使用,而且会在当地时间晚上8时停止运作。无人驾驶汽车也同样带有新奇色彩,乘客需要透过另一个应用程式叫车,而且它们甚至会在途中提供按摩服务。
夜幕降临,在千百盏闪耀灯光的映照下,无人机又扮演起另一种角色。它们在公园上空飞行,提醒人们遵守秩序,不要惹事生非。
远离璀璨的城市天际线,工人们聚集在塑胶桌旁,光顾供应平价火锅和海鲜串烧的餐馆。
这条街上也有较高档的餐厅,但它们同样受到冲击。一名餐厅老板告诉我们,由于工人们不愿在晚餐上大手大脚消费,生意下跌超过70%。
许多人已在这里生活数十年,包括58岁的建筑工人吴先生。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深圳后不久,他便从四川来到这座城市。
他是数百万来自较贫困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之一,他们来到这里,在生产线上工作或建造摩天大楼。如今,他们仍然持续涌入。
我们采访的所有人都来自外地。他们往往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居住在共用宿舍里,支撑他们的是稳定工作和体面收入的希望,好让他们能把钱寄回家给家人。
对这些工人而言,新冠疫情似乎是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国制造业跌至历史低点。
“疫情之后,我们的工资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吴先生回忆说。而在那之后,工资一直未能完全恢复。
“我会继续工作,”他补充道。“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工资多不多?没关系。只要一直工作,就会有收入。如果经济放缓,我们大家都会慢下来;如果经济增长,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会变得更好。”
数十年来,深圳一直兑现着它的承诺: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就会改善。
但如今,在这座正被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重新定义的城市里,这个昔日的承诺似乎不再那么牢靠。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