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选出直辖市长、县市长及县市议员。
蓝绿两大政党在地方执政版图的消长备受关注。一般认为，国民党的核心支持者较集中于北部地区，民进党则在南部具有较深厚的支持基础。
然而，在人口结构、产业发展及政治环境变化下，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版图已逐渐松动，近年的选举结果都显示“北蓝南绿”并非一成不变。
BBC中文访问多位政治学者，分析台湾选举政治“基本盘”的缘由和变数，以及在本届地方选举，中间选民的流向将如何左右大局。
浊水溪——台湾的政治分界线
台湾选举政治中常提及所谓的“政党基本盘”或“政党板块”，通常是指一个选区内有相当比例选民已形成稳定的政党认同，并在投票前便大致决定支持对象。
从近20年地方首长选举结果观察，两大政党的执政版图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多集中于南部，国民党则在北部及部分中部地区较具优势。
这种现象经常被概括为“北蓝南绿”。传统政治论述更常以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作为象征性的政治分界线，并在地方选举中尤为显著。
在前次2022年地方选举中，国民党于22个县市首长席次中赢得14席，民进党则取得5席，其执政县市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区。
民主化之后
台湾在1987年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并于1990年代完成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等民主化改革。回顾历史，今天被视为国民党优势选区的台湾北部，在民主化初期却曾呈现不同面貌。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教授王宏恩向BBC中文表示，八九十年代台湾解严后初期，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包括台北、高雄、台中及新竹等地，而非当前被认为的南部优势区域。
他分析，解严前政治职位大多由国民党人士掌握，八十年代民进党及党外人士推动民主化运动时，首先在城市展开，也获得较多支持。
“这些地区聚集较多高学历年轻人口，不少人因求学或工作离开家乡，相对较少受到传统地方政治网络影响，也较容易接受民主化改革诉求。”
例如1989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就在北部地区赢得台北县（今新北市）、新竹县及宜兰县等县市。
这是台湾解除戒严后首场大型地方首长选举，也是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首次大规模参与地方执政权竞逐。
到了1994年首届直辖市长选举，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而高雄市长则由国民党籍的吴敦义担任。1997年县市长选举时，民进党的地方执政版图则进一步扩大，在中北部多个县市取得执政权。
“北蓝南绿”背后的族群政治
那么，“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是如何形成的？
多项研究曾指，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省籍、国家认同与统独立场成为主要影响投票的变数，也被认为是台湾“北蓝南绿”政治版图形成的背景之一。
1980年代末期，“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的“四大族群”论述逐渐形成，族群因素逐渐成为选举政治的攻防焦点。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甫昌曾向BBC中文表示，随着民主化进程，本省籍与外省籍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与对立愈发公开。部分外省籍政治人物诉诸族群危机感的选举动员，促使不少民众逐渐形成鲜明的族群政治意识。
1949年后迁台的外省籍人口及其后代约占全体总人口的12%左右，较集中于北部地区，并形成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社会网络与政治传统。
这种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在1990年代的新党崛起过程中展现得尤为明显。由部分国民党外省籍政治明星退党组成的新党，以台北市为主要据点迅速窜起。
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期间，新党候选人赵少康以“中华民国保卫战”为主轴动员选民，并曾宣称“陈水扁当选，外省人都要去跳海”，藉此唤起部分外省籍选民的危机感。
2000年总统大选，台湾首次政党轮替。陈水扁以“台湾之子”为竞选主轴，诉诸本土认同，相关论述在部分本省籍选民间获得广泛支持，并在南部主要县市取得四至五成的得票率。
根据台湾媒体TVBS选后民调，直到2012年总统大选，仍然约有80%的外省人投给了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只有约10%的外省籍选民愿意投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不过，此次选举之后，台湾再也没有公开的民调公布族群背景与投票取向。有人认为这显示出台湾族群政治的淡化。
经济因素为何加深南北分野？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向BBC中文表示，“北蓝南绿”大约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后逐渐成形，并于其后十余年间成为台湾选举政治的重要特征。
他认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与区域资源分配等因素，是推动这一版图形成的关键背景。
台湾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经历快速工业化与出口导向经济成长，跻身与香港、新加坡及南韩并列的“亚洲四小龙”之列。
但2000年后，台湾经济成长放缓，2001年更出现战后首次负成长，失业、薪资停滞及区域发展不均等议题逐渐成为选民关注焦点。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条件，开始反映在政治支持倾向上。
2000年代至2010年代中期，台湾南北的产业结构呈现明显差异。北部以高科技产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南部则较依赖传统制造业、重工业及农业发展。
2010年，服务业占台湾GDP比重已接近六成三，高度集中于北部都会区；同年，新竹科学园区年产值突破一兆元，约占当年GDP的7%。
2004年至2012年间，两岸经贸往来快速扩张，两岸关系也逐渐成为选举攻防焦点。
2008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主打改善两岸关系与推动经贸开放，在北部多数县市获得超过六成选票，部分地区更突破七成。
林宗弘分析，与中国经济连结较深的地区，特别是高科技与出口导向产业集中的北部地区，选民往往更重视两岸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相对倾向支持国民党。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部分城市中产阶级曾是民进党的重要支持力量，但随着两岸经贸交流深化，部分选民的政治偏好逐渐转向国民党。”
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多位企业界人士公开力挺时任总统马英九，部分工商团体更刊登报纸广告支持“九二共识”，当时国民党的选举论述将两岸和平与经济发展连结。
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变迁，也促使民进党的支持基础逐渐向中南部移动。林宗弘指出，2004年前后，民进党执政期间推动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等社会福利政策，受益者主要集中于农业县市。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民进党在农村地区的支持度，也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南部的政治基础。
区域发展差距也逐渐成为选举政治的重要议题。政治学者王宏恩分析，民进党早年与社会运动及公民团体关系密切，长期关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及城乡资源分配等议题。这些诉求与部分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利益相互呼应，使民进党逐步在中南部累积政治影响力，并透过与地方派系合作，扩大其在南部县市的选举实力。
根据台湾官方家庭收支调查，2010年台北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29.9万元新台币（约4.13万美元），新竹市为118.5万元，均明显高于全台平均的88.9万元。相较之下，南部最大城市高雄市为87.3万元，与全台平均相近；以农业为主的云林县与嘉义县则分别仅有61.6万元及65.8万元。
王宏恩进一步指出，19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认同逐渐提升，部分选民开始将区域发展与资源分配问题置于国族认同的脉络下理解。
“北部选民认为国民党在解严后带动台湾经济发展，而民进党的支持者把分配不均议题跟台湾的国族认同结合，认为民进党重视资源分配不均，可以推动台湾认同和台湾人的利益。”
此外，他也指出，台湾于2005年修宪后推动选制改革，立委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项制度设计有利于大型政党发展，进一步强化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党竞争的格局。
并非铁板一块
尽管“北蓝南绿”已成为描述台湾政治版图的常见概念，但近年选举结果显示，这样的区域分野并非一成不变。
学者林宗弘表示，地方选举仍会受到政党声势、候选人特质及选举环境影响。例如，高雄县市合并后，由于原有政治结构与选民组成存在差异，使地方选举结果增添更多变数。2018年国民党籍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便被视为区域政治版图松动的重要案例。
他指出，全国性政治事件及国内外政经情势也可能左右选民投票意向。例如，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后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及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13个县市执政权，并在台北市、桃园市等地有所突破。
林宗弘也认为，过去支撑“北蓝南绿”的重要经济条件近年来已出现变化。当年促成这一政治版图形成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台湾与中国高度连结的经贸结构；然而随着两岸经贸环境转变，这些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
他以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指出，蔡英文在北部多个选区取得优势，显示在民进党基本盘加上中间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北部已不再是国民党稳操胜券的地区。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台湾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逐渐出现结构性变化。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试图加强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与此同时，美中贸易战、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限制措施，也促使部分台商将资金与产能移回台湾或分散至其他市场。
根据台湾官方统计，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早收清单货品占台湾对中国出口的比重，已由2016年的26.3%，降至2025年的13.1%；台商赴中国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的比重，则由2010年高峰的83.8%，降至2025年的3.8%。
中间选民
随着传统蓝绿板块逐渐松动，越来越多学者将焦点转向中间选民。
王宏恩指出，即使是被认为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选区，仍存在政党轮替或“翻盘”的可能，而这类变化自2016年以来愈发常见。其中一项原因在于“无党派选民”比例持续上升，目前约占整体选民三至四成，“近期部分民调甚至显示已接近四至五成”。
他分析，2008年至2016年间，国民党同时掌握总统职位及立法院多数席次；2016年至2024年间，则由民进党取得完全执政地位。随着两大政党先后获得完整执政机会，部分选民开始认为，房价高涨、世代不平等等社会问题未如预期改善，因此逐渐降低对特定政党的认同。
“这样的政治氛围助长了无党派选民与第三势力政党的发展，也使两大党的传统支持基础出现松动。”
王宏恩预测，无党派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流向将成为今年地方选举的重要观察指标之一，也可能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地方选举的竞选策略上。相较于总统选举，县市长选举更聚焦地方治理与民生议题，因此候选人通常较少着墨两岸关系、国防或统独等政治立场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社会福利、育儿照顾、老人福利及地方建设等政策主张。
他认为，当选战焦点从蓝绿对立转向具体的公共政策与施政能力时，也更容易吸引尚未形成固定政党认同的选民，使选举结果增添更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