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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一个清晨，巴斯（Bas）驾车来到荷兰北部一个阳光普照的游艇码头，在父母停泊的露营车旁停下。
他的父母简（Jan）和埃尔斯（Els）结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上生活。如今两人都已年过七十，无法再照料船屋，于是便改住在露营车里。露营车停泊在游艇和小艇旁边，算是次好的选择。
简和埃尔斯登上儿子的汽车。巴斯发动引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开车载父母到任何地方。对简和埃尔斯而言，这趟前往当地纾缓治疗中心（hospice）的旅程，亦将是人生最后一程。
当天上午10时30分，医生将向两人注射致命药物，让他们一起离世。这种做法在荷兰称为“双人安乐死”（duo-euthanasia）。这种做法合法，但并不常见；不过，每年都有愈来愈多荷兰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在前往纾缓治疗中心接受安乐死的三天前，简和埃尔斯曾在露营车内接受BBC访问。简多年来在荷兰内陆水道运送货物，长年搬运重物，令他一直饱受疼痛折磨。埃尔斯则被诊断患有认知障碍症。两人的故事当时受到世界各地媒体报道及讨论。
如今，两年多过去，这对夫妇唯一的儿子巴斯回忆起当时的经历。他曾一方面支持父母结束生命的决定，另一方面努力劝说他们延后离世。他首次谈及父母的决定带给他的情感重担，以及此后深刻的孤独感。
最后一程
巴斯原本为前往纾缓治疗中心的路程安排了一条风景优美的路线，沿途会经过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草原和运河。
他说：“我至今仍记得整段路程。”
母亲坐在后座，父亲则坐在他旁边。起初，三人有说有笑。埃尔斯似乎对接受安乐死的决定十分坚定。
巴斯说：“我妈妈非常确定，坚信自己要这样做。但爸爸当时有点情绪激动。”
简问儿子，他们这样做是否正确。巴斯感到意外，因为他原本以为会对决定有所犹豫的应该是母亲。
他说：“妈妈一直都非常热爱生命。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活到80岁，甚至90岁。’”
但父亲因为多年来饱受疼痛折磨，早在十多年前便开始谈论安乐死。
在车上，巴斯安慰父亲。简逐渐平静下来后，三人便没有再说话，只是听着音乐，沿途欣赏风景。
在一家人踏上这趟旅程前的几个月，巴斯曾试图说服父母延后离世。
“我试过劝他们多留一段时间，为甚么不等到冬天，甚至明年再说？”
巴斯内心十分矛盾。虽然他认为父母申请安乐死是正确的决定，但他并不希望他们离开。
“爸爸的情况已经持续了10至15年，理论上他可能还能再撑几年。但我认为，如果再等一年，妈妈的情况可能就会出问题……”
如果埃尔斯延迟申请安乐死，她的阿兹海默症可能进一步恶化，以致医生认为她已失去自行决定结束生命的能力。
在纾缓治疗中心
巴斯找到了一个泊车位。
他回忆说：“爸爸向我的车道别。他很喜欢我的车，还说了句‘做得好’，以及‘谢谢你’。”
“然后我们便走进去。试想像一下，如果你身处他们的位置，踏上这趟旅程，然后走进去，那种感觉实在太不真实了。”
接下来两个小时，夫妇二人的亲友陆续到来。他们一起回忆往事、听音乐。
期间，巴斯曾一度想过叫停整个程序。
“我当时有一种冲动，心想：‘好吧，我们离开吧……我们走进车里，开车离开。’
“但我不想提出任何可能令他们感到不确定的事情，因为整个（安乐死）过程中，我一直都支持他们。”
“我想，最好还是让大家保持平静，好好把握这个时刻道别。”
上午10时30分前，医生来到，准备向简和埃尔斯注射致命药物。两人并排躺在病床上。在他们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巴斯看见了父母之间的亲密。
“我一生中大概只见过他们三、四次手牵手。但那一刻，他们躺在那里，手牵着手。这令我感到很安慰，因为他们真的在一起完成这件事。”
巴斯形容，父母停止呼吸后的最初半小时，对他而言只是“一个事实”——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然后你才真正意识到眼前的情况，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感受。”
在纾缓治疗中心里，悲伤逐渐淹没巴斯。他开始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孤独。
他说：“经历丧亲之痛是一件非常、非常沉重的事，而我没有兄弟姊妹，我真的感到孤立无援。”
如果我们由父母两人抚养长大，当其中一人离世时，我们仍可以与另一位父母分享回忆和悲伤，一起走过哀伤的过程。
但简和埃尔斯两人都离开了。
巴斯回忆说：“那感觉就像我的双腿被砍掉了一样。”
他的悲伤甚至反映在身体上。他有四、五个星期感到恶心，身体也一直疼痛。
“我不太会向其他人推荐这样的做法，这可能是一个很难说出口的结论。对他们（我的父母）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但同一时间失去两位父母，对我的影响实在非常、非常深远。”
简和埃尔斯是否太早离世？
对于计划在荷兰申请安乐死的人，尤其是像埃尔斯一样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人而言，选择甚么时候结束生命，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决定。
- 2024年，在荷兰有9,958人选择安乐死
- 当中427患有认知障碍症，6人达到晚期
- 108人选择双人安乐死（54对）
资料来源：荷兰区域安乐死审查委员会（RTE）
除了必须证明自己正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申请者亦必须经医生评估，确认仍然具备自主决定结束生命的能力。
这对考虑安乐死的认知障碍症患者而言，可能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
鹿特丹伊拉斯谟医学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re）的老年医学及医学伦理学专家罗斯玛丽恩・范布鲁赫姆医生（Dr Rozemarijn van Bruchem）解释：
“他们会想……我现在仍然有能力作出这个决定，但现在又太早了。可是，下个月可能又太迟。那么，我应该在甚么时候开始这个程序，确认自己是否符合条件、能否接受安乐死？如果我等得太久，会不会错过了那个时机？”
范布鲁赫姆医生表示，正因为安乐死在荷兰合法，她的病人才会经历这种焦虑。他们亦知道，对于已进入晚期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获准接受安乐死的情况相当罕见。
在禁止安乐死的国家，例如英国，认知障碍症患者可能面对许多挑战，但他们很少需要像埃尔斯一样在生死之间作出抉择。
2024年，埃尔斯接受BBC访问时表示，她和丈夫不能再等，因为她的阿兹海默症有可能继续恶化。
简则已决定要与埃尔斯一起离世。他当时向BBC表示，自己或许离开得太早，但他已经活过自己的人生——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
该说的话，是否都已说完？
简和埃尔斯非常清楚，他们在人生终点所作的决定对儿子造成了多大的负担。
在整个安乐死申请过程中，巴斯出席了父母分别与医生进行的所有会面。一家人亦曾坦诚讨论这个决定。
当挚爱离世时，我们往往会留下遗憾，尤其是那些可能未曾说出口的话。但巴斯并没有这种遗憾。
在2024年6月3日、星期一，简和埃尔斯前往纾缓治疗中心的两天前，巴斯写了一封信给父母。
“那封信大约有八页。我在星期六晚上，也就是事情发生前两天，深夜去了他们的露营车。我把整封信读给他们听，内容关于我们共同走过的人生，以及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简和埃尔斯深受感动。
他们平日很少在公众场合向对方表达亲密，同样地，他们通常也不会在儿子面前流露太多感情。
巴斯说：“你感受得到他们爱你，但他们通常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而不是说出口，或给你一个拥抱。”
“妈妈患上认知障碍症后，拥抱我的次数多了一点，但爸爸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拥抱。”
但在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简拥抱了巴斯。
他说：“爸爸是在我读完那封信之后抱我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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